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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我不是不听话的小孩”ADHD到底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4-04-25 22:58:18 点击量:

  2024年1月20日,“韩安冉女儿被确诊多动症”冲上微博热搜榜首。韩安冉公开的病历显示,女儿的生父也患有多动症,目前孩子正在等待床位住院进行干预治疗。

  俗称多动症的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再次进入大众的眼中。这项神经发育系统疾病往往与“皮猴”、“熊孩子”等词语混淆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甚至慢慢被“熊孩子”同成了贬义词。“你家小孩是不是应该去查查有没有多动症?”成为大人对顽皮的孩子们束手无策时的一句评价。

  但“多动症”并不与顽皮和淘气挂钩。真实的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是以明显注意集中困难、持续时间短暂、活动过度或冲动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APA, 2013),在儿童中较为常见,其患病率约5.0%~6.3%,男女比例约为2:1(李世明 等, 2018)。

  《Mommy妈咪》(2014)这部曾提名金棕榈奖的电影,就介绍了一组多动症家庭的真实生活。故事发生在加拿大,政府颁布新法律,所有家长必须对有心理问题的孩子负责,或者把他们送进拘留中心。戴安不得已将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儿子史蒂夫接回了家一起生活。戴安担心史蒂夫惹是生非,而史蒂夫迫切想要表达对母亲的感情,恰巧此时患有失语症的高中女教师凯拉闯进他们的生活,充当了母子的缓冲阀,让三人的生活趋于平衡。然而,史蒂夫被接回之前的暴力行为带来了一大笔赔偿金,戴安决定将儿子重新送回医院接受治疗……

  借由这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多动症患者的世界。患有多动症的史蒂夫在刚被接回家时极度兴奋,不断用法语和英语交替表达对母亲戴安的想念,但当他表达完这一想法后就立刻提问母亲是否看到他头上的伤,又辱骂母亲的车过气,能不能拆了卖掉,经常讲话过多。他不给母亲戴安回答她提问的机会,又开始不停地说脏话,经常在提问还没有讲完之前就把答案脱口而出,接别人的话,不能等待交谈的顺序。

  戴安对史蒂夫满口脏话的行为十分不满,并对史蒂夫口头达成协议让他少讲脏话,并希望一起改善,然而史蒂夫对此充耳不闻,经常看起来没有在听,并问他们接下来住哪里。

  之后戴安带史蒂夫去书店买教材时,他又在还没付钱之前就擅自使用了本子与画笔,未经允许或没有使用就开始使用他人的东西,并且对母亲让他停下的言语视若无睹,经常打断或侵扰他人

  在与母亲的交谈之中,他经常被外界的刺激分神,譬如在询问住处在哪里时,他就又被打球的一群少年吸引去了注意力。

  而在整理去世的父亲的遗物时,他也常常找不到他的东西,物品往往被放得乱七八糟,即他难以组织任务和活动;然后立刻史蒂夫听着广播开始弹起了吉他——许多多动症患者都有着这样的困扰,他们在任务活动中难以维持注意力。

  随着故事的发展,凯拉融入母子的生活中,并负责辅导史蒂夫的课业,然而史蒂夫经常回避甚至是厌恶这些问题,不愿意从事这些精神上需要持续努力的任务,在凯拉期待他坐在沙发上完成数学作业时,史蒂夫经常离开原位,无法安静,还要开着两个广播,拉着凯拉一起跳舞,跑来跑去又爬上爬下。

  在凯拉与戴安、史蒂夫的相处下,生活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史蒂夫仍然会经常失控,戴安也会常常因为史蒂夫的行为崩溃,但凯拉的加入,形成了微妙的三角平衡关系,三个人都有了喘息的机会。

  于是1:1的画面慢慢铺满,色调由暗转明。戴安开始向凯拉敞开心扉,我们得知了史蒂夫患上多动症的原因:他的父亲去世了。

  尽管电影并未描述史蒂夫的母亲戴安或父亲是否也换有ADHD,但目前的研究表明ADHD的最大致病因素是遗传因素,总体遗传率高达76%。此外,轻微脑损伤、激素的功能异常和心理社会因素也可能导致ADHD的发生。而史蒂夫可能就是因为无法承受父亲去世的打击,从而出现了ADHD的大部分冲动症状。

  然而表面上三人的生活逐渐平静,多动症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问题远不止如此。史蒂夫需要为自己之前的暴力行为付出代价。面对着巨额赔偿、以及三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过上“自由”的正常人的日子的渴望、还有凯拉的家庭问题,生活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矛盾最终在史蒂夫的一场自伤中爆发。

  而在那一刻,作为母亲的戴安似乎明白了,单凭着自己的爱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

  最终史蒂夫被重新送回医院接受治疗,失去史蒂夫这一移情寄托的凯拉重回自己的家庭,再一次搬离这条没待多久的街道,戴安的生活最终还是回归到影片最开始的状态。

  就像电影展现的一样,多动症并不是凭借个人主观意志就可以轻易控制的,只有爱还不够,还需要医疗体系、家庭乃至是学校的共同努力。目前,有关于ADHD的治疗仍然倾向采用综合干预,例如史蒂夫提到的“这些药对我都没用”(药物治疗)和戴安与凯拉采用的父母管理训练(认知行为治疗/注意力集中训练)等。

  这是一部关于母爱的文艺片,三位主人公付出自己的爱又接受对方的爱,在爱的浪潮中起起伏伏。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向大家介绍什么是ADHD?ADHD的症状?病因?怎么治疗?写到此处我发现都是次要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又回到了标题:ADHD的患者们是不是坏孩子?类比到其他精神障碍也是如此,即一位患有精神障碍的个体,是否就说明他/她应该承受因为不符合所谓的社会规范,所以理所应当地被误解、被污名化的命运?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他们在被附加上“多动症”“自闭症”这些身份之前,首先是作为一个鲜活的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因此,他们有权利被合理地注视,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

  作为心理学的学习者,我其实很感谢导演能够将创作基于ADHD这一群体上。近些年来,逐渐有影视聚焦于心理学领域,比如说《非常律师禹英禑》与《良医》等。抛开这些影视的商业价值来说,作为普通的观众,比起枯燥的文字,我们的确能够通过这些画面更容易也更直接地认知到这些特殊群体“好像不符合常规”的症状,毕竟电影、电视剧以及文学作品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跳出自己的世界,体验另一种人生。而心理学,尤其是精神障碍领域相关的作品,则是给予了我们一种尝试去理解世界并与世界和解的方法。

  ADHD的患者并不是搞破坏的坏孩子,他们也苦恼自己那些控制不住的行为。就像史蒂夫在最后给母亲迪安打电话时说的那样,“我在这里很想你,还有我爱你。”事实上,他们也就是可爱的孩子而已,和我们一样,有自己所珍视的事物。一切一切的源头,只是因为他们生了病,只好稚拙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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